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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县官员忙于公务，为何又能隔三差五出版书籍呢？
有些出书的领导干部出发点是为了总结从政经验教训，把自己的理念和实践汇编成书，留给社会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。
比如巴东县委前县委书记陈行甲着的《人生笔记》，有很多与贪官污吏斗智斗勇的真实故事，所售卖金额都将用在公益事业上。
眼下县处级以上官员出书的确实不少，有时候还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等，内容甚至为一些游记、工作日记等，除了一些公众熟知的官员出的书比较畅销外，多数销量不高，而且主要购买人员均是相关人员。
2019年12月，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某领导写的《平安经》，336页，定价299元。因该书在电商平台上一度断货，2020年5月再版。
2020年7月27日晚，有微博网友晒出7张图片，内容为一本名为《平安经》的封面照片以及书里内容照片。
“西安火车站北站平安，郑州火车站东站平安，上海虹桥火车站平安……”整本书以“XXX平安”造句，引起舆论一片哗然。
在网络舆情上仅仅发酵了三天，也就是2020年7月31日，吉林省委决定，免去贺某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厅长职务。
而这样一部雷人雷语的“水货”，吉林省当地多家媒体居然刊登了读后感言，甚至还有官方媒体组织了研讨会，一些领导干部、学者大肆吹捧。当地某系统、部门微信公号还曾刊发书评，溢美之词令人瞠目。
没错，领导出书不仅是个人的声誉，更是直接体现了政府的水平和形象。如果出书的质量不高，不仅领导干部的水平会遭受公众的质疑，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大大降低。
但是目前，在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法规来规范官员出书。是否有请人捉刀代笔、言之无物、追名逐利等现象，查的并不严，只看人不看作品现象是存在的。
何况，出书还是中组部划定的5项合法劳务所得之一，如贪官中着名的“文化人”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《大伦书法作品集》，几年下来挣了3000多万元。
很多官员都朝出书这个方向努力，一是可以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位“学者型”官员，抬高身价；二是可以在书中写自己的政绩，为自己推广立传，换取政治资本。
领导出书的目的，无非就是上面几种，有好有坏，要是某一天，遇上了县领导个人自掏腰包出的书籍，单位领导号召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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